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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品居士 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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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读《民国老教材70年后走红》新闻有感——谈批判和建构  

2010-12-12 23:45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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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声明写这篇小文章不是为了什么,而是心中所想,读了一则新闻《民国老教材70年后走红·拷问现行教育体系》,标题夺人眼目,各大媒体很是热闹了一番,因为涉及到自己的本行,也就有所感悟。

说到民国版的老教材,对于没见过这套教材的人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感受。我认为主要是贴近儿童生活,我家里就有五年前买的这套教材,当时并不看好,只是部分语文老师买来看看,一般的老师还不喜欢买,奇怪为什么到现在才热卖。叶圣陶先生的孙子叶兆言说:“可能是一种炒作。”教材第一课很简单:“先生,早。”“小朋友,早。” 台湾70年版国小一年级教材与前者有一比,第一课:“我起来了:天亮了,我起来了,太阳也起来了。我起得早,太阳也起得早。我天天早起,太阳也天天早起。”第二课:“妈妈早:妈妈早,妈妈你真好,我的好妈妈。天天起得早,妈妈早,妈妈你真好,我的好妈妈,谁也比不了。” 我们现行教材,举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制实验教材小学语文第一册为例,首先是拼音,然后就是识字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”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面孔好像是生硬了点。显然从新课程所倡导的理念贴近生活来说是有距离的。难怪有人这样评论语文“无趣是怎样炼成的”。

说到对中小学语文的批判,现在的批判只是小儿科,最厉害的是1997年第11期的《北京文学》在“世纪观察”栏目刊登了三篇署名文章,《女儿的作业》(邹静之)、《中学语文教学手记》(王丽)和《文学教育的悲哀》(薛毅),进而引发了20世纪末一场众所周知的语文教育大讨论。于是乎炮声隆隆,语文教育被带上“残酷”,“误人子弟”,“对人的智力的污辱”,“陈旧、平庸、落后、荒谬”等帽子,进而上升到“中国教育的希望”的高度,王丽由此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《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》。这个时期,作为语文和老师成了众矢之的,然而最终是促使人们对整个中国教育的深层次地思考,直接推动了教育思想、教学理念、新课程标准、新教材、教学方法的变革和出台。

97年对语文教育的批评是从外部进入,当时火力之猛出乎人意料之外。章熊作为标准化考试始作俑者,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责难。标准化考试最初的出发点是好的,主要是为了测试的科学化,另一方面为了检测思维的辨别能力。但是后来越演越烈,标准化试题连老师也无法解答。可笑的是,每当高考结束后,老师总是躲起来,等标准答案出来后才出来分析。结果是连教师参加考试也只能考个七、八十分。学生只能通过不断练习形成答题惯性,凭感觉答题。这种形式的考试可以说是一种祸害,较八股取士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它对学生言语认知力和创造力的摧残,对人格的扭曲和个性的压抑,比起科举教育无疑是更加“规范”和“到位”,今日的考官们所炮制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试题,绝对是封建时代的“前辈”们望尘莫及的。语文教育“科学化”选择了“标准化”测评作为突破口,虽然也许是一个偶然,是国门初开的“饥不择食”,是草率的“拿来主义”,但是,显然这也反映了语文界在学科认知上的幼稚与非理性,对汉语文及语文教育的特点缺乏起码的分析和研究,对言语教育的规律的无知。目前虽有改进,但还是保留着这种反语文的可憎的东西。“误尽苍生是语文”这样的评论并不过分。

但是批判容易构建却难,再加上高考具有延续性。尽管外面是炮声隆隆,教育界内部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。几位语文界的权威,组织了一次反扑,有的上升到政治的层面,有的认为外界对语文教学批判是外行不懂内行等等,似乎反击没有多少有点无力。从行政的层面,只是从减负的角度热闹了一番,结果效果全无,因为面对高考这个指挥棒,什么都是废话。随之教育界的思想者开始了思考,高等学校的一批一流学者,进行长时间的研究,也出了一些成果。比较拿得出的是新课程开始前的华东师大的钟启泉教授:《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,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——基础教育改革纲要(解读)》。这是一次全面的回应。于是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。

新课程改革,应该说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性改革。但是因为,行动的匆促,而技术层面又没跟上,所以打破了原先的一套,而没新的一套跟上,自然问题也是不少的。比如自主合作,如何进行?教学如何组织?比如语文阅读,如何感悟?有什么程序?写作如何指导?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?这些最为基本的东西没解决,谈改革是空话。据说一位语文教育权威人士,想搞一个教师学生可操作的东西,开始想想蛮容易,结果搞了一年不了了之,因为太难了。而作为教育一线教师最需要的却是可操作的东西,而非空洞的“理论”。

教育不是口号,教育是一种实在的行为,关系到人的培养,来不得半点虚伪。面对教育目前现状,我们需要的是实在的东西,而不是操作,批判容易建构难,一线教师目前普遍感到的无所适从,也就是不知道如何教。我们的专家学者关键的是拿出实在的理论来,不要空喊口号。

当然也有一些教育专家在积极地思考着语文教育方向问题,并积极地从事语文教育基础性工作。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尚文教授临近退休,还组织搞了一套初中语文实验教材,但教材编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,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。他搞了后,他说:“再也不搞教材了。”可见教材编制的艰难。但后来他又搞一套中小学《新语文课读本》,比较起来还是新语文读本来得自由,因为考虑得少,所以也比较成功。另外湖北的洪镇涛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实在的工作。在理论上数王荣生教授比较深入,他从课程入手,研究比较扎实,比较前沿,现在也从教学实际出发,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。

前面说到的民国教材新闻,里面讲到几位语文新锐,现在面对批判对象的缺位,选择了离开,为什么不选择行动和建构呢?建构是难,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建立在废墟上的,何况我们有着上千年语文教育的历史。所以,我说建构比批判重要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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